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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文風改進永遠在路上”

时间:2016-10-28     作者:杜宇【转载】   来自:光明日報   阅读

編者按

文風關乎世運,世運隱于文風。文風不僅是語言風格和個人喜好,更折射黨風政風和社會風尚,關系到事業興衰成敗。環顧時下思想文化和理論學術各領域,文風問題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新形勢下,我們要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理論指導和智力支持,就必須革除文風積弊,自覺養成清新、質樸的文風,走進實踐大課堂,讀懂生活的教科書,把群眾當成最好的老師,不斷在通俗化、大眾化的道路上前行。本報今天特邀請不同領域的四位專家就當前存在的文風問題、改進文風的重要性及如何改進文風等進行對話,以期對解決問題有所助益。

主持人:思想家盧梭曾經說過:“倘若某個國家的風尚變得躁動,并墮落為享樂,那就意味著言辭很快會沾上這種優柔寡斷、娘娘腔的習氣。”文風背后是思想,思想來源是實踐,因此文風改進其實是一個切入點,背后有著廣闊深刻的社會背景和錯綜復雜的實踐問題。那么,改進文風的重要性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

萬安倫:如你所言,改進文風是一個系統工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一,文風深刻關涉黨風。“改文風”不只是“改文字”,需要改進的是黨員干部一系列的工作作風。只有在思想上尊重群眾,在感情上親近群眾,在工作上貼近群眾,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文風,使我們的文章不僅具有大地的質樸,同時也具有泥土的芬芳。

其二,文風深刻關涉思想作風。文風既是文字風格,也折射著文章品質和作者品格。我們必須從食洋不化、泥古不化、言之無物、冗長沉悶、刻板俗套的思想方法和文章風格中走出來,學會使用人民群眾清新樸實、言簡意賅、活潑生動的語言。

其三,文風深刻關涉學風。抱著什么樣的學習態度,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學風,而有什么樣的學風必然會有什么樣的文風。學習態度端正了,知識積累扎實了,肚子里裝的東西越來越多,才能言之有物、深入淺出地寫文章。反過來,好的文風也會促進學風的改進和提升。

其四,文風深刻關涉社會風尚。好的文風,往往反映高效、務實、儉樸的社會風尚。宋人韓琦贊揚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對當時社會風尚的積極影響:“于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范。”優良的文風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現,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劉躍進:“文者,貫道之器也。”傳統觀點認為,文為載道工具,因此與政風、世風密切相關,是時代精神的一種反映。在中國文學史上,每次文學高潮的掀起,都與當時作家、文論家、思想家們對文體、文風的思考有關。因此,中國古代崇尚風雅,倡導風骨,對文學與時代政治的關系問題格外關注,我們也可以通過文風的變化,考察一個時代的政治得失和民心向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唐代詩人劉禹錫則概括為:“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可見文風的確關乎世情興衰、關乎民心向背。

陳晉:文風問題從來不是小事。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第一個提出,學風、文風是黨的作風,因而也是黨風。延安整風的目的,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實現黨風的改變,實際上就是從改造學風和文風開始的。那時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學風文風的問題為什么如此重要。經過整頓,人們清楚了,學風文風的背后,是精神狀態,是思想面貌,是共產黨人說話辦事的風格,傳達的是共產黨人干事業的形象,反映的是共產黨人和實踐、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程度。作家王蒙在自傳里講到一件事,說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分別聽了國民黨方面的北平市社會局局長溫某某和共產黨人李新的講話,前者“官聲官氣”,“瞎拽文卻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這種新舊社會轉折之際的對比,今天看固然是一個特例,但它警示的文風問題之重要,是顯而易見的。

習近平同志20105月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進一步提出,“人們從文風狀況中可以判斷黨的作風,評價黨的形象,進而觀察黨的宗旨的貫徹落實情況”。這段話,把文風與黨的作風形象之間的邏輯關系,講得一目了然;把文風問題的重要性,也講得一目了然。今天強調改進文風,有現實的針對性和迫切性。在政治上,關乎我們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學習貫徹程度。設想,如果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原樣照搬書本和文件的話,用黨的理論方針政策武裝頭腦,進而運用和貫徹于實踐,便打了折扣。改進文風,在思想上關乎我們在學風建設和理論創新上的能力。設想,講話寫文章,表達的不是自己的觀點,翻來覆去都是似曾相識的內容,以不變應萬變,像是一個模子框出來的,或者是別人怎樣講,自己就怎樣說,哪還有想問題的動力,提觀點的可能。改進文風,在實踐上關乎我們在工作中是不是深入扎實。設想,不了解實際,不面對問題,不想方設法去推動工作,講話寫文章自然是套話多,空話多,難免不合實際甚至違背規律。改進文風,在感情上關乎我們尊重群眾、聯系群眾的誠意和態度。設想,講話寫文章,不看對象,不分場合,總是挾帶官氣,那就是沒有針對性,缺少和聽者讀者交流的誠意。凡此等等,都關乎我們黨的作風和能力,關乎我們黨的形象和威信。

劉建軍:作為一名理論工作者,我覺得文風并不只是文字表達形式問題,更不只是個人文采問題。事實上,它與理論的內容,與作者對理論內涵的理解有著密切聯系。文風體現的既是一種文字能力,也是一種思想能力,事實上還體現了作者的思想境界和態度。理論工作中存在的文風問題,一是態度問題,二是能力問題。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態度問題,一個作者是否設身處地為讀者著想,為千千萬萬群眾著想,其行文的結果是大不一樣的。而且,這種態度中也包括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和態度問題,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理論聯系實際的文風,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性質和品格。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會有正確的態度。

主持人:其實文風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剛才幾位也提到了,古人就常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以載道”等等。回顧我國傳統文化,先賢大儒是如何看待文風問題的?

萬安倫:曹丕就曾提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關于文風問題,古代許多先賢大儒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上文提到的歐陽修不是個例。大家最為熟悉的“唐宋八大家”,其實就是改良文風的八大名家。“文起八代之衰”是蘇東坡對韓愈改良文風歷史功績的高度贊譽。為什么說自東漢以來文風衰落頹廢了呢?主要是因為東漢以來,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盛行,凡為文必須“駢四儷六”,內容上大多風花雪月,無病呻吟,形式上講究對仗工整和聲律協韻,甚至不惜因文害意,誤入形式主義歧途。韓愈、柳宗元奮起抗擊、革新流俗,“三蘇”等前赴后繼,才徹底改變了這種形式華美而內容空洞的時文風氣,使健康文風成為文壇主流。而后的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等都是文風改良的優秀繼承者。

劉躍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文風向來是一個重要命題。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用植物來形容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有根株于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在王充看來,心中的“實誠”是“文墨”的根株,文實相符才是好文章。他寫《論衡》便體現了對社會的深刻認識,目的在于改造社會。

好的文風,首先來源于作者之“誠”。古人說:“修辭立其誠”。胸襟氣象,是做好文章的第一要義。清代文學家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撰文著書,要說真話,要有真知灼見。同時,還要有真情實感,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具有這樣的品格,才會有好的作品。朱熹說:“文從道中流出”,“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后世見之明白無疑”。有道則正大,不待經營便有好文章。曹操的文章,不加掩飾,一改東漢末華麗不實的舊文風,開創了個性鮮明、簡潔務實的新文風。魯迅說,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師爺,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寫,真正做到我手寫我口,所以曹操的詩文才能成為“建安風骨”的代表。

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文風改良的大師

主持人: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于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事實上,毛澤東、鄧小平等我們黨的老一輩領導人不僅高度重視文風問題,而且身體力行,他們的很多作品本身就是改進文風的典范,請談談您對此的看法。

萬安倫:我感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其實都是文風改良的大師。馬克思指出,當我們的領導、我們的工作有了數字,就接近了科學。用數字寫文章乍看起來比較枯燥,卻是一種最接地氣、最務實求真的樸實文風。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都是非常樸實無華、明白曉暢的。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演講中把“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與“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并列為延安整風的三大內容,號召全黨拋棄黨八股,倡導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文章寫作和表達方式。毛澤東本人就是這種生動活潑文風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此后,“山藥蛋派”“荷花淀派”等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文藝大眾化運動在解放區乃至全國蓬勃展開。

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說過這樣一段話:“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準備的會。會上講短話,話不離題。”小平同志倡導“講短話、講實話、講新話”,實際上就是改革開放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黨風、學風和文風的具體體現。陳云同志也曾經說:“開會不要開死人”,表達了對開會講空話套話的極大不滿。

劉躍進:毛澤東同志歷來倡導古為今用,號召人們要充分地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延安整風時,他特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等報告,強調要整頓學風,整頓文風,整頓黨風。毛澤東引俗話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號召全黨同志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自己也身體力行,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字,表達深邃的思想。如他為新華社撰寫的新聞稿件《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等,高屋建瓴、精辟透徹,給我們樹立了典范。鄧小平同志曾指出,端正黨風,要從端正學風做起;端正學風,要從文風做起。“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

陳晉:重視文風,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是我們黨改進文風的典范。比如,毛澤東講話寫文章,不拘一格,有力度有溫度;鄧小平講話寫文章,平白樸實,直截了當,簡潔明了。兩種風格,都有個性,一看就是他們寫的,一聽就是他們講的,都體現了我們黨提出的“文風三標準”: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不僅國內這樣看,國際上也有這樣的感受。比如,19616月,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對瑞士勞動黨總書記沃克親自校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法文譯稿表示感謝。沃克回答說,這是他有興趣和喜歡做的一件事,因為“目前各國黨的領導人,包括他自己在內,談問題都是一般化,不能擺脫已形成的公式,唯有毛澤東同志具有獨特的風格,問題寫得生動、細致。”

毛澤東等老一輩領導人的文風為什么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我想有三個原因值得注意。

第一,態度上很真誠。講話寫文章,是敷衍應付,還是要說點自己的認識,這是決定有什么樣文風的起點。不良的文風,諸如那些面面俱到、離題萬里之“長”,那些照抄照搬、不觸及實際之“空”,那些堆砌概念、言不由衷之“假”,究其原因,首先就是在講話寫文章的起點上輸了一著。“修辭立其誠”,長空假文風的典型標志是看不出自己的話,這對別人不僅是一種折磨,而且讓人覺得你說話寫文章沒有誠意,對聽者讀者也是一種輕慢和冒犯。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和文章,之所以一看就是他們的,首先是他們談的是自己的觀點,表達的是自己的智慧,甚至挾帶有自己的個性與感情,因此,他們的文風很有生氣,有個性,有感染力。對此,毛澤東196418日同吳冷西談《人民日報》宣傳問題時說:“我寫文章,不大引馬克思、列寧怎么說。……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列寧就很少引人家的話,而用自己的話寫文章。當然不是說不要引人家的話,是說不要處處都引。”總之是提倡我口講我心,我手寫我口。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鄧小平的大量著述,都是口頭講出來的,你不能不說是經典。

第二,內容上重實際。毛澤東、鄧小平同志講話寫文章總是著眼于實踐,不是為講而講,為寫而寫,而是講于所當講,寫于不得不寫。講、寫之前,對形勢發展有自己的判斷分析,對問題和矛盾有自己的研究,對推動實踐工作有自己的考慮和期待,這才去講,去寫。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名篇,無不是因應實際、推動實踐而寫。即使是《矛盾論》《實踐論》這類純粹的理論論著,也是為了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倡導新的思想方法。鄧小平同志的兩篇重要長文,1978年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92年的“南方談話”,都是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刻講出來,寫出來的。他們的講話和文章,聽起來讀起來很解渴,關鍵是緊扣了實際,內容很實在。毛澤東對蘇聯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一個很準確的評價,他說:“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總之,“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

第三,風格上看對象。講話寫文章,總是要符合自己的身份,還要面對不同對象。不同對象有不同的要求,聽講或閱讀有不同的接受習慣。因此,一個人的文風未必是單一的。毛澤東同志很注意這一點。年輕時他辦報刊,包括他在戰爭年代親自撰寫的一些新聞報道,文風活潑辛辣,酣暢流利;如果對象是老一輩黨外民主人士,則文辭典雅,陳義高古;面對青年后輩,親切自然,平白樸素;在正式大會上,精心準備,力求高屋建瓴,入情入理;在黨內小范圍會議上,放得開收得住,講得透抓得準;寫讀書批注,直率本色,不掩性情;寫批示常常由此及彼,態度鮮明;寫政論,氣勢磅礴,神氣昂然;寫理論文章,有論有據,醇厚自然。這些不同風格的背后,表達的是尊重對象,真誠交流,追求的是讓人聽得進,入腦入心,有所思,有所悟。

形成“短、實、新”的文風任重道遠

主持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推進改革發展大業、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高度,采取一系列措施,下決心轉作風、正學風、改文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所包含的思想、觀點和方法,對促進我們轉變作風、端正學風、改變文風有重要的啟迪和推動作用。他犀利而又易懂的語言、形象而又深刻的比喻、平實而又真誠的風格,也起到了高位引領作用。請談談您的理解。

陳晉:在改進文風的問題上,習近平同志高位引領,為話風文風的改變吹來一股清新之風。這是有耳共鳴,有目共睹的事。事實上,習近平同志20105月在中央黨校發表《努力克服不良文風 積極倡導優良文風》講話,就明確指出了不良文風的幾種表現,造成不良文風的各種原因,改進文風的具體辦法和努力方向,成為我們今天推動文風改進的“路線圖”。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同志率先垂范,講話寫文章,真誠平實而又犀利新穎,把人們心中有或心中無的東西,清清楚楚而又生氣勃勃地表達出來。這背后,既折射出領導能力和執政風格,更反映出觀察世界、引導實踐的胸懷境界和認識水平。

劉建軍: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風問題,號召全黨同志改進調查研究,深入基層,總結經驗、研究問題、解決困難、指導工作。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文風不是小事,改進文風是新形勢下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馬克思主義理論學養高,對傳統文化很熟悉,又有文學愛好和傳統文化功底,他的許多新話語新概念,都很新穎易記,并迅速成為熱詞。他經常引用傳統文化的格言警句,貼切自然,給人以有益的啟示。他還擅長打比方,用生動的語言表達深刻的道理,令人耳目一新。現在,他的語言風格已經對思想文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萬安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進文風要在三個方面下功夫、見成效。一是短。力求簡短精煉、重點突出;二是實。講符合實際的話不講脫離實際的話;三是新。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上有新思路、新舉措、新語言,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同時強調,弘揚優良文風,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帶頭。總書記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自己說話、寫文章,都是用老百姓的語言,像“打老虎”“拍蒼蠅”“發揚釘釘子精神”“打鐵還需自身硬”等等。有時還運用當下流行的網絡語言,像“點贊”“蠻拼的”等等。這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實踐指導實踐的大白話大實話,對于改進黨風、學風、文風、會風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也促進了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群眾中的傳播和落實。

主持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我們在理論宣傳、學術研究等領域還存在哪些文風問題,有何危害,如何進一步改進文風,并以此為抓手全面改進作風、推進工作?

萬安倫:毋庸諱言,當前理論宣傳和學術研究上確實仍存在比較嚴重的文風問題。比如食洋不化,模仿歐化的長句,玩炫目的概念,片面追求新異奇特的現象。又如內容僵化,“假、大、空”“長、泛、水”“僵、硬、舊”等內容僵化的文章大行其道。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新的傳播環境下,受眾閱讀習慣和審美期待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一些媒體和學者的思想理念、文化生產方式落后于時代,加之對“走轉改”的重要性認識不到位、執行不徹底,都可能成為改進文風的“高門檻”“絆腳石”。換句話說,理論通俗化、大眾化的時代使命不但沒有結束,反而更加迫切繁重。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美國歌手鮑勃·迪倫,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一些思考。他的原創歌詞,讓我想到白居易的新樂府詩和合樂歌唱的宋詞。用群眾話說群眾事,這是改進文風的題中之義,也是改進思想作風的現實路徑。

劉躍進:文風問題由來已久,積弊較深。形式主義、功利主義、庸俗主義的文風表現得比較突出,繁縟、華麗、冗長、沉悶。究其實質,就是背離了實事求是原則,脫離了社會的發展。在學術界,項目體、學位體盛行,穿靴戴帽,堆垛學問。有的作者故作高深,把文章寫得晦澀難懂。有的論著或販賣西方概念,用文法不通的歐化句子唬人,或掉進傳統書袋子,專門挑些生僻少見、生拼硬湊的字眼。這類著作通常有個共同的毛病,即大搞繁瑣哲學,添枝加葉,看似內容豐富,其實言不及義。結果,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在文化藝術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的那樣,一些創作,以功利為出發點和最終目標,無病呻吟,缺乏真情實感,為作而作,低水平重復,粗制濫造。還有行政公文,也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長、空、假”的問題。有些文件洋洋灑灑不著邊際,套話官腔連篇累牘,枯燥乏味,死氣沉沉。

改革文風,首先要求作者在方法論上客觀準確地認識世界,并在實踐層面指導自己和廣大讀者。只有深入實際、了解民情,才能掌握老百姓的語言,才能寫出觸及本質的文字。馬克思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如何觸及事物的根本,就是要經過群眾的實踐,以及在群眾實踐基礎上總結出來的規律性知識,也就是認識、觀察、處理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文風問題,從根本上說,還是要從思想上入手,解決為什么人寫作的問題。我們必須走向社會,深入基層,貼近百姓,了解民情。經過實踐洗禮的文章,一定會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用盡可能少的篇幅,把問題說清、說深、說透。當然,扭轉不良文風,不僅僅是文化界的事,它是一個系統工程,要與凈化整個社會風氣相聯系,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劉建軍:從理論界的情況來說,文風問題首先表現為語言晦澀難懂,對理論表達的通俗性不夠重視。理論研究當然需要嚴謹的學術化表達,但學術和通俗并非不能兼得。深刻不一定晦澀,通俗不一定淺薄。真正優秀的理論作品,應該是深刻的思想內容與清楚明白的文字表達相統一的。其次是歐化式表達,不符合中國人的思維和語言習慣。在這方面,我們要增強學術自信和自主,在借鑒西方理論話語的基礎上,努力創造我們自己的理論語言和話語體系。再次是簡單照搬文件語言,不能貼近群眾的接受能力和習慣加以生動活潑的轉化。文字功夫當然是長期積累和磨練的結果,但只要我們真正重視起來,并自覺地去錘煉自己的文字表達,就會不斷有所進步。

陳晉:當前有一種比較奇怪的現象,我們的理論人才隊伍遠比過去大多了,干部的文化水平比以前普遍高了不少,研究問題的思想資源和思維素質也比以前豐富和深刻了。大家的條理分析能力和總結概括能力不可謂不強,說事情,講體會,談觀點,都能捅出個一二三,但是,真正有創見,讓人親近的東西總感到不足,文風問題仍然不很理想,甚至讓人有些頭痛。人們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理論研究文章難免運用大量概念。運用概念,講究邏輯推演,確實是理論研究文章的特點,但也要看概念、邏輯與實踐的關聯對不對位,與人們的日常感受切不切合。如果和實踐不搭界,概念再豐富,邏輯再嚴密,文風也不會好,理論就可能是灰色的,聽者讀者也難有好的收獲。

如何改變這一現象呢?我想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和率先垂范給我們的啟示是,文風問題說到底還是“內容為王”,講什么寫什么,最終決定著怎樣講怎樣寫。一些講話和文章,讀起來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確實沒有毛病,就是讀不出誠意和生氣,原因恐怕不在于文法技巧,而是內容不那么到位。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改進文風的要求,大概要從講什么寫什么的問題上走出第一步。我們黨的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相應的,文風改進當然也是永遠在路上。

 

(本報記者杜羽參與了本文討論、約稿 人物素描:郭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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