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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心:我頭頂的那片天

省作協的袁桔老師來電,囑我寫一篇《頭頂一片天》的獲獎感言,刊在《文壇風景線》上。我問,寫啥?她說,跟這篇東西有關的都行。

這篇小說發表在2012年,我于是開始回憶四年前,跟它有關的細節,比如它是如何構思的,如何寫成的,如何發表的,以及如何賣了影視版權,我甚至還想到了近十年的寫作歷程,試圖找到一個點來交差。但是我發現,回想2012年,無論如何都繞不過一個結,一個人,就是我的爸爸,那一年的春夏之交,他被確診為肺癌,還是小細胞肺癌,我問北京的大夫,他還能活多久,答復是,最多一年,快的話可能幾個月。

所以,2012年,盡管在文學上我收獲了很多,并沒有留下好記憶。 讓我寫《頭頂一片天》的創作談,我最想寫的是我的爸爸。

有一件事兒,我欺騙了《收獲》。稿子定發后,肖元敏老師讓我把名字的手寫體傳給雜志社。我的字很難看,非常難看,我爸爸的字漂亮,我讓他橫豎兩種排版寫在一張白紙上,開始描摹,那時候,我爸爸還沒有發病,還是一個生龍活虎可以步行十幾里地的老頭兒。我照葫蘆畫瓢了兩天,刊社又來電催,我在十幾張寫滿了名字的A4紙上尋找,沒有一個“王可心”讓我滿意,最后拿去掃描的一刻,我拽過了我爸爸的那張樣板。后來我想,這種欺騙應該是善意的,沒有拿我狗爬般的字污染《收獲》那樣的文學圣地。因為字不好,當時對《收獲》的這種編輯要求有些不以為然,但是,我爸爸走后,想起這個世界上有他親手為我寫下的名字,特別特別的溫暖。有時候,我會拿起刊物,反復地看那三個字,感覺那是他留給我的最好紀念。

小說賣版權的時候,我爸爸正在進行化療,如果放在從前,我一定會要求公司親自改編,不為更多的報酬,只為創作出一個表達自己的作品。但是那會兒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這個想法,心里只有我爸爸,我希望我的努力能讓他多活一個月,一個禮拜,哪怕一天一小時。名利對我來說就是狗屎。我拼了命發了瘋似地尋求治療方案,但是我所有的付出都無濟于事。我爸爸走后的很長時間,我去醫院辦事兒,遇到一個老太太,我瞪大了眼睛差點脫口而出“天吶,您居然還活著”。她跟我爸爸得的是一個病,小細胞肺癌伴隨腦轉移。領著我爸爸看病時,我曾經勸她,腦轉移了就要放療啊。但是她說,沒有兒女陪伴看病,她就打算等死了。遇見老太太的事兒,我沒告訴我哥,因為那一年,他同樣拼了命發了瘋,卻沒能留住人,沒能讓他的父親再享受一個金色的秋天。

我爸爸雖然也寫東西,但是我們在文學上基本沒有交流。我甚至很討厭他作品的題材,要么土匪,要么農村,只是很小的時候,在我們家的衛生間里看過他的文字。他寫東西有個毛病,不管小說還是劇本,只要這一頁有一處哪怕錯別字的改動,都要扯掉重寫,很多編輯不能理解他的這個行為,那么邋遢的一個男人怎么會有這樣的潔癖?我們家的馬桶邊碼了一羅子他的手稿。N多年前,城里也還沒時興使用衛生紙,我因此零散地讀了我爸爸作品的一些段落。它們也成了我的文學和影視的啟蒙。

我記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他站在我們家的飯廳跟我說了一句話,你記得,情節永遠是小說的生命。我說,你跟我說這個干啥,我又不寫小說。我知道,他是自言自語,他看不慣那時的很多小說,不管他的這種認識是否正確,但是他的文學觀肯定是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讓我寫出了《頭頂一片天》等等一系列情節強勁的東西。

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有一次聊天,他說,你得感謝我,是我給了你文學的基因,你媽能寫東西么?不能吧,你能寫就是隨了我,如果沒有文學,你多沒意思啊?我爸爸說的沒錯,他給了我一片天空。他鼓動我寫東西鼓動了十幾年,從我讀大學起就開始,但我一直沒有遂他的愿,直到那場車禍的劫難,我不得不去拿起筆。他很高興我能像他一樣生活、工作,自由自在,偶爾還有些版權費滋潤一下日子。可是,直到我開始寫東西,才知道,他掙的那些錢是多么的不容易,為了一個情節,甚至為了一句對話,要攪盡腦汁,筋疲力盡。他寫作,一半是熱愛文學,一半是熱愛他的家,熱愛他的親人。

我爸爸走后,每到春天,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不僅僅因為他是這個季節離去,更主要的是,覺得萬物復蘇卻跟他無關。可是此時此刻,我不再這樣想,我活著,他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血管里,他的靈魂扎根在我的精神中,他的情感埋藏在我的記憶深處,我帶著他呼吸,帶著他領略世界,還可以挽著他的手臂去寫作。我活著,他就活著。

感謝《文壇風景線》的約稿。我爸爸走后,我沒為他寫過一個字,沒跟他說過這么多的話。今天很快樂,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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