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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作家》雜志主編宗仁發

新華網北京(俞勝)吉林省作協副主席、秘書長、《作家》雜志主編宗仁發今日下午就《作家》雜志辦刊思路及中國文學如何走出國門等問題接受了新華網記者的專訪。

新華網:宗老師,請問您是如何把《作家》這本雜志,辦成全國乃至世界都有一定影響力的刊物?

宗仁發:《作家》雜志原來叫《長春》,到1983年,這個刊物更為現名,更名后,辦刊的思路就是要有開放的視野,要有更廣泛的傳播力,而不是僅僅局限在長春或者吉林省這塊地域上,這些當然是我的前任做的。那時候,辦刊的思維還帶有計劃經濟時期的痕跡,譬如在上海的文學刊物就關注上海的作者,在北京的就關注北京的作者。而《作家》試圖來點“僭越”,那時候,《作家》就做北京青年作家專號,還做過東歐的作家作品專號。那時純文學的期刊突破地域界限的做法很少見。其實,文學是沒有所謂的國界的,更不用說省界了。要辦好文學期刊,首先必須擺脫這類狹隘的束縛。

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我們辦刊的視野更進一步打開,這主要體現在作品方面和信息量方面。作品方面當然要刊發優秀的文學作品,信息量方面,像我們就很關注國外的文學走向,像奈保爾,當時國內少有人知道這位作家,我們就翻譯介紹過他的大量書信。像美國的《紐約客》雜志上介紹的作家,我們也會及時關注,并邀請復旦大學、上海交大等一些著名學府的專家學者進行點評。我們的刊物影響力就慢慢擴大起來。現在,國外很多名家,包括大江健三郎,對我們的刊物評價都很高。韓國有好幾個大學經常來找我們的刊物。

現在辦文學期刊肯定不能延續老路子。一本雜志除了給閱讀者提供好的作品外,還應盡可能多提供文學方面的信息,而且提供的形式要活潑有趣。

新華網:開放的辦刊視野是否打上了您個人的成長烙印?

宗仁發:可能也有一點關系,我們所在的地方長春畢竟不是一個大的文化中心城市,不能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比。我以前的家鄉遼源那更是一個小地方,可能都少有人知道。1983年,我在家鄉辦《關東文學》,那是我們市第一個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那時候我就想,如果這本雜志就局限在遼源這個小地方就完蛋了。我就想怎么樣突破,那個時候我就到北京、上海,請作家們搞研討會,想辦法多刊發大家們的作品。當時在民間活躍的第三代詩歌,包括李亞偉、萬夏、韓東、陳東東等第三代詩人還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關東文學》就參與到這個現代詩的浪潮中去了。現在好多第三代詩人還保存著我當時主編的《關東文學》。我是1988年調到《作家》雜志的。雖然,長春是一個省會城市,比遼源大多了。但其地域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韓少功當年就在談到他在《作家》上發表的《文學的根》這篇文章時說過,《作家》是“偏處一隅”,所以如何打破這些藩籬對《作家》來說是十分緊迫的問題。地域與外面的世界之間的反差使我的愿望更強烈。我想我們不能把一本文學雜志,只是辦給一個地方的人看,也不能只發表這一個地區作者的作品。要實現走出去的構想,我們就要多付出一些努力,多做了一些后,效果也就漸漸顯現出來了。

新華網:您在辦刊過程中是否面臨一些困惑?如果有的話,都是些什么?

宗仁發:就我們這些辦刊人內心而言,我們最希望能夠全神貫注的去做最應該做的事情,發現、組織到好的作品并傳播出去,而不是精力被生存的困難所分散。任何一部作品的傳播都需要有一種載體,任何一個作家從起步到成熟都離不開在文學載體上的千錘百煉。今天承擔這一使命的最主要的載體就是純文學期刊。回顧我們的現當代文學史,不難看出一個明顯的軌跡,大凡純文學期刊辦得活躍和紅火的時期,整個文學的狀況就十分興盛。在整個文化發展的鏈條中,原創文學處于基礎的生發端,最能體現民族的文化創造力,也最能為文學以外的其它藝術發展提供母本,如影視改編等。而純文學期刊在發現扶持鼓勵原創作品方面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意味著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程中,怎樣保護、建設、發展好純文學期刊這類載體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課題。

這也還涉及到怎樣判斷和衡量純文學期刊的文化價值問題。中國文學的最高獎之一 魯迅文學獎的大多數作品都是發表在純文學期刊上的。中國作家的絕大多數都是從純文學期刊中成長起來的。我不知道除了這些還要什么?這樣的作用和貢獻就足夠了。

新華網:我感覺韓國的文學和中國的文學相比有一些不同,您怎么看待韓國文學?

宗仁發:韓國的文學我覺得深入人內心的東西更多一些,關心人內心世界很微妙的地方。中國的小說現在回到寫實,但這里面有個問題,文學作品不能從實到實。像韓國的作品,挖掘人的內心豐富世界,很難用一個概念的東西去概括。而我們中國小說,我們作家寫東西線條太清晰,轉換時也容易讓人捕捉到軌跡,而韓國的作品更混沌些,這就體現了豐富性,復雜性,更逼近人的心靈深處。

新華網:《作家》雜志去年參與了一個中日青年作家論壇,在國內外影響都很大,您對中國文學走出國門有何獨到的見解?

宗仁發:中國作家走出國門,這里面實際涉及到文化交流問題,1996年的時候,我們去越南和越南作家交流,越南作家就說,我們越南翻譯了你們中國很多作品,我們怎么看不到中國翻譯越南的作品?他們很困惑。我覺得這種困惑與我們和歐美的交流一樣,歐美翻譯我們的作品總體說是很有限的,不過也就是像余華、莫言、蘇童、格非、遲子建等一批人的作品。日本與我們有文化淵源,翻譯得可能稍微多一些。我們作家的作品在西方的影響是有限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作家》曾做過一個中國作家作品在海外的欄目,介紹過一些這方面的情況。后來因為可做的資料缺乏就停了下來。

我們怎么能夠實現促進和西方的文學交流,可能有許多具體的事情要做好。一種是西方的漢學家來翻譯,他們的出版家來出,這不能按照我們的要求來,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做法。一種是我們自己做,中國文學向國外推介,過去有關出版單位就做過一些有益的嘗試,但效果不是特別明顯。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向國外推薦中國作家的作品,能否和辦得活躍的孔子學院結合起來。另外,向國外推薦時選擇什么樣的作品,也很重要,這里面就需要有個評估,這個作品推出去在外面有什么樣的效果,心里要有數,不能盲目地做。通過孔子學院可能比較容易找到熱愛中國文化的國外讀者。除了自然的關注之外,我們的作品怎么配合宣傳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像《紐約時報》的書評就非常有影響力,一個書評出來這本書就暢銷。我們在媒介宣傳上是否借鑒這種方式。使我們推薦的作品能夠讓人家有閱讀的興趣。現在連國外的一些漢學家對我們的當代文學所知都十分混亂,這是讓我們非常尷尬的。提高文化交流的對等性也是一件長期要做的事情,非一朝一夕就可見效,需要精心細致和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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