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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城:我的第二故鄉 /安麗娜


  

  

1969年,文化革命的烈火燃燒正濃,12月31日,13歲的我,也跟隨父親走上了“五七”道路,從城市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的生活環境和人生道路從此被轉移。


第一章  “五七”道路是這樣的


1969年12月31日,早上,天剛蒙蒙亮,我被母親從熱呼呼的被窩中叫起來:“姑娘,快起來,我們今天要搬家了”。

迷迷糊糊中,我穿上衣服,扒著窗戶向外看,爸爸和兩個哥哥正往大解放車上裝東西。我問母親:“我們往哪兒搬啊?”母親說:“在屋等著,一會兒裝好車招呼你。”對呀,我在屋里也不能干等著啊,魚缸里有五條紅色的大金魚是我的最愛,我馬上從廚房找了個大罐頭瓶,灌上水,把五條金魚撈進了瓶里,抱在懷中。

天大亮了,停在院子里邊的兩臺大解放車被裝的滿滿蹬蹬,按照約定的地點,我們在重慶街集合。重慶街上兩側的大紅標語,“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走‘五七’道路光榮”,非常醒目,歡送的人群手舉著紅旗,呼喊著口號兒,父親胸前戴著大紅花,站在大解放車上,兩個哥哥陪在身邊,我為了看得清楚,也從駕駛室出來,站到哥哥身邊,哇!好一派激動人心的場面。大解放車緩緩啟動,鑼鼓聲、口號聲、震耳欲聾,我被這場面感染的有些激動,兩側的標語進入我眼簾最多的就是“五七”道路四個字,我也是在走“五七”道路啊!大解放車開向了火車站,把解放車上的搬家的東西裝上火車。我們一家六口人,也坐上了去舒蘭縣小城車站的火車,我望向車窗外,皚皚白雪,灑滿大地。心里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滋味兒,只是默默的說,再見了,吉林市!

父親“五七”道路的落腳點是舒蘭縣小城公社孟家大隊第九小隊,地點就是在小城火車站下車,再走12里地的朝陽溝。我們在小城火車站下車,卸下東西,接我們的是生產隊長和兩掛牛車。兩臺大解放的東西,兩掛牛車怎么能裝得下!我們只好把緊要的先裝上。我們坐在牛車的車沿兒上向朝陽溝走去,一段公路上,牛車慢慢悠悠的走著,那年的雪很大,道路兩側根本看不見土地,一眼望去,有山有樹,還能看見幾處小房子,坐了一會兒,我的手腳都凍僵了,我和哥哥都蹦下牛車,跟著車跑,哈著氣,一會兒,圍巾、帽子都上了白霜。大約一個小時,牛車下了公路,這牛車在雪中吱吱扭扭的走著,我們也深一腳淺一腳地在后面跟著。突然,牛車陷在一個大雪坑里,弟弟從車上被甩了下來,懷里抱著的魚缸也被拋在雪地中,哥哥扶起弟弟,我急忙去撿起魚缸,只見玻璃罐頭瓶口邊上結了一層厚厚的冰,可是五條金魚還在水里游動,哇!好可憐的魚啊!我忙找了條小毯子把魚缸包上。牛車陷在雪地里出不來,只好把車上的東西卸下來,把牛車抬起來再裝車,繼續往屯子里走去,這時天色已經黑下來,如果不是白雪,根本就看不見路。

我們緊跟著牛車來到生產隊為我們準備的新家門口,這是一個三間草房,進門兩側是房間,中間是廚房。我們一家六口人住右邊,右邊的房間是對面炕,炕上有炕席,中間是放箱子、柜的地方。這房子的主人是這里的鄉親王鐵柱家的,為了給我們家住,他家的七口人擠進了左邊的屋子。屋里沒有電燈,王家大叔給我們端來了一個小碟,里邊有點油和一根棉花捻。王叔說:“你們先用著,明天早上去供銷社買馬燈吧。”

因為實在太累,屋里屋外很黑,我們又很冷,母親把帶來的所有棉被都鋪在兩個炕上,沒脫衣服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王叔家早早起來,王叔把做好的早飯端給我們,玉米面粥、大餅子、咸菜疙瘩條兒,滿臉笑容的王叔說:“趁熱吃吧,大餅子可香了”。父親握著王叔的手,滿是感激地說:“老哥哥,謝謝你啦!”可是看著這早餐,我真的要哭了,母親看著我的樣子,拿起一個大餅子,把貼著鍋的那片揭下來說:“姑娘,這個又香又脆,你嘗嘗。”我用懷疑的眼神接過來,咬了一口,“哇,脆脆的、甜甜的、香香的,還真的挺好吃啊!”母親看著我笑了,她也笑了。

吃過早飯,父親去買了兩口大鍋、馬燈、煤油等生活必需品,把箱子、柜安好“五七”道路的家就算安排就緒了。

兩天里,我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喧鬧的城市,來到這僻靜的鄉村。從現在開始,我就要和父親一起,感受走“五七”道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過程。

 

第二章  陽光伴我快樂行

 

稍加修整,第三天,我們就去生產隊參加勞動了。勞動的內容是刨糞。我的兩個哥哥已經是下鄉知識青年了,為了和家庭團聚,父親把他們的知青手續調到這里,所以他們干起活兒來沒有難度,我那年剛剛14歲,身體雖然很好,但是這力氣活兒確實沒干過,我拿起十幾斤重的鐵鎬,舉起來,鎬尖落在糞堆上就是一個白點,刨幾下幾個白點,我停下來,看見父親在看我,當我和父親的眼睛對視時,我覺得父親這個從不服輸的人,今天的表情十分復雜,半天,他走到我的身邊,拿下我手中的鎬說:“姑娘,刨不動吧?”,當時我倒是沒有感到刨動,還是刨不動,沒有回答父親的話,只是用疑惑的目光看著父親,父親沉思了一會兒,說:“刨不動,別刨了,你還是去學校上學吧!”當時我真的沒有想到走“五七”道路還能去上學。第二天,父親領我來到公社里的唯一一所中學,舒蘭八中。

1970年初,舒蘭八中是一所鄉村學校,當時在全縣還是比較好的中學。但學校也只有一個年級,這個年級比我上學的年級高一級,為了能上學,父親就讓我插進這個班。

教室不大,顯得很擁擠,比較顯眼的是后排學生的背后堆了很多煤坯,地的中間有個大鐵爐子,不白不黑的墻上有幾條毛主席語錄,老師的講臺和第一排學生的桌子是挨著的。

我家離學校有12里地,所以我要在學校住宿,每周六回家,周日晚上或周一早上趕回學校。由于這個班比我原先的年級高一年。所以學習起來比較吃力。可能是因為水土不服,還是著急上火吧,6月份,我的屁股上長了兩個大癤子,流膿淌水的,不能坐板凳,我一個星期沒去上學。星期六下午,班主任老師到班上看學生很少,就點名,點到我時,同學們說,我一個星期沒有來上學了,老師當時就宣布把我除名。放學了,幾個女同學跑了12里地到我家問我:“怎么不去上學,老師都把你除名了”。我說:“我有病了,去不了學校,沒辦法請假,那我就不去上學了”。幾個同學一聽急了,說:“那怎么行,你現在同我們走,我們陪你去同老師說,你有病不能來上學”。幾個同學連拉帶扯的把我弄到學校,老師也看見我來了,說;“坐下吧,上課了”。老師的一句話,我一肚子的委屈都咽下去了。這個班的學生年齡比我大兩三歲,懂事更比我多。他們說的事兒,我有時聽不懂,看熱鬧都蒙門兒,稀里糊涂的,到了1970年底,這個班的學生趕上了四個面向,52名學生中有12人分到中專學校上學,有4人當兵,其余的都回家種地了.

1970年12月26日,班主任丁老師突然坐到挨著我的座位上,跟我說:“雖然現在有四個面向,你不能當兵,也不能升中專,(我不是這個年段的學生),但是,1971年,咱們八中有高中班了,學校為了照顧你們“五七”戰士子女,表現好的可以繼續上高中,再就是回鄉務農,這兩條路你選擇哪條。”我毫不猶豫地說了一句:“回鄉務農。”丁老師用詫異的眼神兒看著我,半天才說:“你這么小回鄉務農你不行,還是繼續上學吧。”我看著丁老師誠懇期望的表情慢吞吞的說:“那行吧。”這時丁老師馬上起身站在講臺上說:“跟大家說個事,咱們班有5名‘五七’戰士子女,學校為了照顧他們,現在選三名繼續在本校上高中,現在我說名字,同意的大家就舉手,安麗娜,”全班同學“嘩”的都舉起手來。王麗、劉小明,老師說的前三個同學的名字,大家都舉手了,后兩個就都不舉了,因為只能舉三次啊!(后來,所有五七戰士子女都上高中了。)這件事,我真的非常感謝丁老師,把我從天真幼稚的道路上拉回來了。

新的學習環境開始了,新老師,新同學,看到他們和自己的年齡相仿,真的很高興。每天都有新的知識在黑板上展現,除了數學課的基礎有斷層外,其他課還算跟得上,開了英語課,我還當了英語課代表,學習、勞動、文藝、體育活動樣樣豐富多彩,我很欣賞班主任柴學華老師的語文課,他知識淵博,講課很有吸引力。在一次清明節祭掃烈士墓時,他手中卷了本兒書,帶著眼鏡,朗誦《接班人之歌》的樣子,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里,《接班人之歌》這首詩歌兒,我現在還能背誦。一次寫《秋天》作文,我覺得寫的挺好的,可是柴老師給語文科代表劉秀蘭打了75分,給我打了74分,這件事,至今我還耿耿于懷。

由于我初中是插班,所以數學課有斷層,學的一般。但是幾何圖形畫得很漂亮,老師問我:“你怎么畫的這么好啊?”我回答:“老師,我父親是建筑工程師,天天拿著大格尺、三角板、圓規、量角器畫圖,我還沒有我父親畫的好呢!”

1971年國慶節前夕,學校團委號召大家寫詩歌,我也寫了一首去找學校團委的田中泉老師指導,田老師說;“寫的挺好,你放這我幫你改一下。”第二天,剛進校門,看見同學們在看什么,我湊上去一看,是署了我名字的慶國慶的一首詩,里面的內容和我昨天給田老師的,他說幫我修改那份完全不一樣。同學們看見我說:“安麗娜,你真厲害啊,全校這么多同學,就選你一個人的放這了。”我紅著臉跑開了。

1971年的上學期,班里轉來一名女生,叫梁惠敏,坐在我的斜后方。第一節語文課朗讀毛主席詩詞七律登廬山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云橫九派赴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園里可耕田?

甜美的播音員聲音,抑揚頓挫、舒緩鏗鏘,簡直無可挑剔,我自認為我的聲音不錯,朗讀也挺好,這回來了一個比我好的。我用余光瞄了她一下,那才叫羨慕嫉妒恨都有呢!她不但朗讀好,學習也非常好,被選為學習委員,后來,我很虛心的向她學習,我的學習成績,尤其是化學進步的很快,我們成為終生的好同學,好朋友。

冬天,學校的操場上潑上了冰場,白天同學多,我倆都不會滑冰,就得晚上去練。天黑不敢走路,我倆就把惠敏父親冬天的行頭拿來,狗皮帽子毛朝外,棉手悶子手上戴,黑色棉襖身上裹,系根草繩當腰帶。一邊走,一邊吃著餅干,打著口哨,哼著歌,在冰場上摸爬滾打10天,終于能在冰場上慢慢滑了。一天早上,體委燕增福通知我倆參加學校的滑冰比賽。我跟惠敏說:“剛能滑幾步,怎么能比賽啊!”我倆拎起冰刀就向學校的東邊稻田地跑去。這時大喇叭傳來聲音:“高二三班梁惠敏、安麗娜馬上到檢錄處檢錄。”我倆聽著哈哈大笑,大喇叭沒有了聲音,我倆忐忑不安的回到教室。

每到春季,學校組織全校同學到附近的生產隊插秧,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老師、同學、農民伯伯,還有稻田地、秧苗兒,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場面著實讓我興奮,都說插秧勞動很累,但我沒有感覺到累,心里想學校多組織這樣的勞動才好呢。

1972年夏季,公社建大橋,學校組織我們參加勞動,我們的任務是往橋墩子上填石子,我們用土籃子裝滿石子,一趟一趟的挑,肩膀壓得紅紅的,大家都咬著牙。走起路來,扁擔還一顫一顫的,心理覺得自己的樣子很美。

因為家里學校12里地,所以我成了住宿生,父親每月給我六元伙食費,學校的飯菜很便宜,每頓飯只需一角多錢,醬炒角瓜片是我的比較喜歡的,軟軟的,還有些醬香味兒,和高粱米飯,大碴子粥一起吃,還挺香的。我基本不挑食,只要能吃飽就行,為了節約伙食費,每周日返回學校時,我都從家里帶咸黃瓜炒凍豆腐、醋泡疙瘩條兒和一點大米。我們吃供應糧,每人每月有兩斤大米,我用飯盒把米淘好,加點水放在寢室燒炕的灶坑里,做出的飯也真的好香的,再加點咸菜也算是美味啊。這樣每月六元的伙食費我還能節省下來兩三元就可以買衣服和學習用品了。

住宿的寢室學校有12里地,是幾棟廢棄的磚廠的紅磚房,聽說這里以前是墳圈子。開始,真感到有些滲人,我是膽大的人,同學們都叫我安大膽。有身體不好的女同學,晚上睡覺,說看到了黃皮子,嚇得大哭大叫,半夜三更往外跑。冬天,寢室的炕我們要自己燒。倒也很簡單,把稻草點著了,再放一點毛柴,一會兒就熱了。炕是熱了,但屋里很冷,冰冷的屋子,棉被很涼,睡在我旁邊的蔡小平,她身體瘦小,睡覺前我先把她的被窩焐熱,然后才進我自己的被窩兒。

七一年冬天,剛下過大雪,我去惠敏家玩兒,惠敏的父親留我吃飯,要燉大鵝,他把大鵝抓住了,拔了幾根鵝脖子上的毛,拿菜刀在鵝的脖子上割了一下,就把大鵝扔到雪地上,大鵝“嗖”的站起來就跑,雪地上留下了一趟趟血跡,惠敏父親愣在那里,我喊惠敏:“快抓住它!”我倆在院子里追了半天,才抓住大鵝。惠敏說,“咋辦啊?”我說;“去找塊木板來。”我從惠敏父親手里拿過菜刀,把大鵝的脖子放在板上,用腳踩著,讓惠敏踩著大鵝的爪子,一刀下去,就把大鵝的脖子剁下來。嘴里還說;“看你還跑不”惠敏父親說;“這孩子膽子太大了,”吃著燉大鵝很香,同時心里也很自信,自己做了一件大人不敢做的事,

孔昭敏的父母在舒蘭,為了陪奶奶,她留在小城,一個大房子,就她們祖孫倆。因此,她家就成了我們經常去玩耍的地方,她家的大炕有一道隔板,睡覺可以兩邊分著睡,誰都不受干擾,我們一去昭敏家,奶奶就把她家最好吃的東西都拿出來,炒瓜子,烤土豆兒,地瓜,昭敏還會織織鉤鉤的,她教我們織毛衣、毛圍脖、手套、帽子、領子等。這些手藝我一直延續很多年。

我家離學校12點地,要經過七八里地的鐵路線,七二年的夏天,一個周六下午兩點多,太陽很熱,我一個人在鐵軌上走著,還把上衣脫下來蒙在頭上遮太陽,突然覺得一個人拽我,把我拉下鐵軌。這時,一列火車從我身邊呼嘯而過。拉我的人說;“喊你半天你沒聽見啊!多危險啊!”我從地上爬起來,看著遠處的火車,抱著那個人的大腿,哇地哭了起來,那人說:“別哭了,孩子,以后千萬別在火車道上走了,我要不是在這里尋道,真的沒有人能看見你啊!”我望著巡道工的背影喊道;“謝謝你,大叔!”我拖著酸痛的身體,通紅的眼睛,慢慢地走到家,母親問我眼睛怎么紅了,我還是真想大哭一場,但我還是忍住了;“是眼睛揉的。

1973年1月13日,我們高中畢業了,二年的學習生活,給我留下了太多的幸福和快樂,每天都學習生活在陽光里。舒蘭八中是我心中的圣地,老師是我人生的向導,同學是我人生的至親摯愛。


第三章  在嘗試中成長

 

雖然生活的環境變了,但是同父母、哥哥、弟弟在一起,心里很踏實。眼前的每天都是新鮮事兒,父母,哥哥不想讓我干什么,但是我也愿意跟著他們后邊樂在其中。

兩家共用一個廚房,冬天的早上,四口大鍋同時燒起,氣和煙混在一起,一米外看不見人。一天早上,我起來著急上廁所,一開房門,父親端著一盆豬食,被我撞翻在地,豬食灑了父親一身,得回是冬天,不然父親就滿身大水泡了,我被父親大吼了一頓,回到屋里,半天沒敢出來。

我們的生產隊有一個知識青年集體戶,有18個知識青年,他們住的屋子很大,但是很舊、很冷,冬天四處透風,沒有生活能力的城市孩子來到農村,他們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苞米茬子不是糊了,就是沒熟,貼大餅子一貼就出溜到鍋里,因為我們都是吉林市來的,我母親經常幫助他們料理生活,教他們做飯,幫他們縫衣服等。春節前的一個晚上,集體戶的李秀萍姐姐來我家找我,讓我同她去做伴,我真的很愿意同她去,可是進屋一看我傻眼了,冰冷的屋子一點熱氣都沒有,北炕上沒有炕席,而且炕上的土陷下去了,一股發霉的氣味,我倆躺在炕上,把他們所有的棉被都鋪在炕上蓋在身上,秀萍姐還把棉帽子戴在頭上,我沒有帽子,只好把被蒙在頭上,半天睡不著,這時還聽見對面的炕上發出了“吱吱”的聲音,我問秀萍姐;“什么聲音?”秀萍姐往往身邊靠了靠說;“沒什么,快睡吧。”第二天早上,天沒亮,我就回家了,問母親集體戶的炕里有“吱吱”的聲音,母親看了我一眼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來回吉林了,我又問母親集體戶的炕發出“吱吱”的聲音到底是怎么回事?母親說;“是老鼠在叫”,我“嗖”的一身冷汗出來了。

我家住的朝陽溝位于小城公社的中部,屬于半山區,燒材都是自己上山去砍。冬天,每到周日,我就穿上棉水靰鞡、打著綁腿、穿上父親的大棉襖、背上煎餅、拉上爬犁和哥哥上山去砍柴。出了屯子,走30分鐘就來到樹林中,哥哥用鋸把一棵棵小樹放倒,我就往山下的路邊拽,白樺樹(樹皮能點火)、榆樹等,裝好爬犁,我們就燒上一堆火,在碳火上烤帶來的煎餅,真的是好香啊,把火清理完畢,我就坐上爬犁,哥哥拉著我回家,母親做了苞米茬子大豆粥,凍豆腐炒咸黃瓜,可能是因為太累了吧?母親做的真是好吃極了啊!吃飽了,暖和了,我和哥哥又去劈柴。他倆用鋸截成一段一段的,我就用大斧子一劈四瓣或者八瓣,兒小一點的,我就把大頭兒放在劈柴用的木墩上,用大斧子在中間分開再分開,然后再剁成一段一段的,這活兒其實是個技術活兒,既需要有力氣,又要劈得準,這門技術,我們回城住平房時,我還繼續發揚光大呢!看著整整齊齊的絆子堆,心里還好有成就感呢!

大約在1970年的七、八月份,我們家的裝備已經很有特點了。因為父親是土建工程師,所以我家的倉房頂是人字架的,雞窩是用從吉林市帶來的紅磚砌成的,就連雞窩的窗戶和門都是帶合頁的,夏天可以開窗通風,冬天暖和,安全。豬舍是用水泥抹得,好清掃。父親上國高時學過農藝師。我家菜園子的西紅柿又紅又大,黃瓜又綠又長,茄子、辣椒、土豆等蔬菜長得都比老鄉家的好。在樹林這邊種小黃米、黃豆、豇豆寬豆角兒等受到老鄉的青睞。享受自家產的綠色產品真的好幸福啊!

秋天的季節是最有詩意的季節,秋風習習、瓜果飄香,到處都是豐收的景象。我和哥哥背著背筐走進大山,舉著大棍子打核桃,爬到樹上摘山梨、山葡萄、打元棗子,在路邊的任何地方都能烤苞米、燒毛豆。家里的餐桌也很豐富,大鍋燉土豆、豆角、面瓜,大鍋的邊上貼上大餅子,豆角上有泡泡,大餅子的邊上油汪汪的很香,烀茄子、土豆、地瓜、苞米和一碗辣椒醬一鍋出,撐得肚子溜溜鼓。

春天周日,父親讓我去地里實驗實踐,我拿著鎬頭去背地,走到小路邊,兩邊是小樹,眼前一條蛇橫在路中間,我被嚇了一跳,立刻停下腳步,蛇不動,我看了半天,進退兩難,往前走,怕它咬我,往回跑,怕他追我,周圍一個人沒有怎么辦?反正也這樣了,我跟你拼了,我舉起搞頭,向蛇連砸幾下,把蛇成兩截,我確認它死了,我從它的身上邁過去了,大約一個小時,我背地回來,經過這里,我急切想地看看死蛇。但死蛇卻不見了蹤影,這回我可急了,撒腿就往家跑,到家父親問我怎么了,我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蛇沒了。

還有一次去鏟地,回來的路上,好像腳前邊踢著了什么東西,停下一看是一只刺猬,我不敢用手去摸,就用鋤頭扒拉扒拉,越扒拉越小,我看挺好玩兒的,心想,怎么能把它拿回家呢?我就折了柳樹條兒,把刺猬攔腰系上,然后掛在鋤頭上,扛著回家了。母親看了說;“你這孩子,把它弄回家,放哪都得跑”。我怎么能相信呢?我就把一個大鐵盆拿來,把刺猬扣進去,上邊壓上了木板,心想:我看你怎么跑。第二天早上起來,輕輕打開大鐵盆,哇!刺猬真的不見了,到現在,這也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謎。

菜園子種了很多蔬菜,一天,我去菜園子摘黃瓜,看見一頭小豬不知道什么時候鉆進來。我順手拿起鐮刀去攆它,可是它還是慢慢悠悠的左一口右一口的吃著菜,我使勁喊;“別吃了,快走!”手上一使勁,鐮刀頭進了小豬的肚子里,我趕緊拔出鐮刀,傻傻的看著小豬,這下子它不吃菜了,晃晃悠悠的往杖子邊走去。到了杖子邊它不走了,因為它出不去了,可能是忘了來的地方了吧。我急了,這可咋辦啊?誰家的呢?我往杖子那邊看,杖子不高,我抱起小豬就放在了杖子的外邊,我轉身把鐮刀放回原處進屋了。大約有20分鐘,就聽見右邊鄰居王大兜子家大嬸喊:“是誰把我家的小豬砍成這樣啊,多可憐啊!我要找到這個人一定讓他賠!”父母聽見后就過去看看,回來后我問大父親:“大兜子叔家的小豬咋樣了?”父親說;“活不了了,誰這么壞,砍人家的豬干嗎?”之后,我也悄悄的去看了一下,可不是那小白豬躺在那里奄奄一息了,可憐的小白豬,你還真的能找到自己的家了啊!,這件事我一直很內疚,回吉林市的20年后,我才和家里的人說了這件事。2017年,我們全家回朝陽溝時,我還特意問了王大兜子叔叔家的情況,想真誠的表示歉意并賠償。可是,老鄉說王大兜子叔叔已去世多年了,家里的人也搬走了。

1973年初,父親的原單位因為急需工程技術人員,把他調回去了,也就是說,父親的“五七“道路就算走完了。但是從吉林市走的時候,我家的房子已經交上去了,現在家里回吉林市,暫時沒有房子,兩個知青的哥哥,也抽回吉林市上班了,朝陽溝這里只有我和母親了,春天了,我沒事做就去生產隊勞動,父親不讓我去,但我還是非得去,種地、背地、產地,我樣樣都跟上趟兒了,這年,我們生產隊第一年有了水田地,因為以前沒有水田,所以這里的鄉親們不會插秧,我在學校三年插過三次秧,所以我在生產隊成了插秧的老師了,整齊成行,有速度,生產隊王隊長說:”你這丫頭,別回城了,在這當婦女隊長吧!“隊長的話我真的當回事兒了,我跟父親說:“我要在這里當婦女隊長。”父親說:“那是隊長跟你開玩笑的。”回城后,父親跟我說:“王隊長真的不想讓你回城了,想讓你當婦女隊長。”我說:”真的啊!”

在懵懵懂懂中,我離開了城市,走進鄉村,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再冒冒失失中挑戰自我,鍛煉了膽識,增長了知識,為今后的人生道路的基石培了一些土。


第四章 小城,一直是我魂牽夢縈的地方

 

1973年十月份,我們舉家又回到吉林市,父親、母親、哥哥都去上班了,弟弟上學,就我一個人在家,沒事出去走走,大街上車水馬龍,人頭攢動,鬧的我心神不安,真的想馬上回到小城,住到朝陽溝那僻靜的房子里去。父親看我的樣子,就臨時安排我去街道企業上班,一段時間的閑暇之時,我還是很懷念小城的山山水水,朝陽溝淳樸的家,舒蘭八中的教室,同學們可愛的臉龐。

可是70年代初期,帶給我們的是那么無助,能有一份工作和一點微薄的收入已經是不錯了,想去看看老鄉,同學那就是奢望了。

在學校時,我和梁惠敏就非常要好。畢業后,我們克服很多困難,一直保持通信聯系。1973年初,她的母親去世后,葬在當時她們居住的長發村。后來他的父親領領著他們姐弟三人搬了幾次家,她的弟弟因為發了一次高燒去世了。沒有辦法,惠敏領著妹妹去了河北邢臺的舅舅家。這時吉林這里已沒有惠敏家的任何親戚了,惠敏把我當成了她的親人,1983年夏天,惠敏和她的愛人,帶著一歲的兒子來到我家,久別的重逢讓我們非常激動,真的像做夢一樣。那時我們都有了穩定的工作和家庭,關系來往更加密切,1995年春天,惠敏來電話,讓我幫助去小城長發圓一下她母親的墳,秋天回來起墳。我回到小城,找到在小城火車站任站長的同學孫長海,和在小城居住的同學曲寶善、紀殿才殷時等十幾個同學。帶上工具,坐上兩輛面包車,來到了長發村。由于不熟悉情況,我們找到了老鄉,老鄉指給我們一個直徑約三、四米的大土包,我們把大土包上碗口粗的20幾棵小樹都鏟掉了,重新培土,好大的墳包啊!大家還舉行了別開生面的祭祀活動,秋天惠敏回來起墳,十幾個同學到了墳地,把墳包刨成了大坑,也沒看見尸骨,懷疑可能是錯了吧,就去村里找了有經驗老人來看,老人說;“這不是墳,是那一個”,按照老人的指點,我們很快就刨出了尸骨,然后將尸骨送到舒蘭火化場火化。通過圓墳起墳,我和失去聯系多年的同學又在小城相見了,感到非常親切。

1996年舒蘭八中1970屆26年同學會、2000年舒蘭八中40周年校慶、2005年舒蘭八中1970屆35年同學會、分別多次回到小城,見到多年不見的1970屆的老師、同學。小城的山山水水依然那么清晰親切,讓我流連忘返,2014秋天,1970屆同學陳耀武、周建文、劉景林,我們去小城玩,回來的路上,我要求去朝陽溝看看。我們開車進了屯子,屯子40年前的草房都不見了,耀武同學問我往哪開,說實在的,40年沒回來了,我也不知道往哪開,我下車看看就說;“往前開吧”,我們順著屯子從東邊開到西邊,馬上就要沒有房子了,建文同學問;“你家住的房子你能記得住嗎”,這時我喊;“停車”,我們的車在一個三間磚瓦房前停下了。這時屋里出來兩個男人問;“你們找誰呀”?我問;“這家姓王嗎”?男人回答;“這家以前姓王,我買了好幾年了”,男人看著我問;“你是不是姓安啊”?我說;“你怎么認識我”?男人說;“你叫小麗,你大哥叫忠龍、二哥叫忠民,小弟叫忠華,你家是“五七”戰士,我姓郭啊!”“哦!你是郭元銀二哥,生產隊打頭的,你家還有大哥叫郭元金,還有個妹妹叫郭元花。”郭二哥接著說;“這么多年沒來,舊房子扒了,這就是你家的老房子,咱這屯子幾百間房子,你一眼就認準了這個早就面目皆非的房子,你可真神啊!”我們相互留下了通訊方式,我答應郭二哥,有機會我們全家來看他。

2016年末,舒蘭八中1972屆畢業生,蔣學愚同戰友在吉林聚會時,就同一起從小城當兵走的同學張恕,提出要搞一次舒蘭八中1972屆45年同學會。倡議發出后,得到很多同學的響應,我也積極參與。成立組委會、分區域尋找失去聯系的同學、建立網絡平臺,一時間舒蘭八中45年聚會得到消息風生水起,網絡平臺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呈放射狀發展,三個月內,網絡平臺上聚集了國內20幾個省和美國、新西蘭、加拿大等國內外同學104人,小城、上營、舒蘭、吉林市同學花名冊的人數不斷增加。我為了召集三班同學盡量參加這次難得的聚會,動腦筋想辦法,利用多種多條線索,把當時我們高二三班在冊的60名同學全都找到了線索,在舒蘭八中1972屆全體同學的共同努力下,2017年6月10日至12日,在吉林市豐滿匯豐賓館舉行了聲勢浩大的45年同學會。1972年舒蘭八中畢業生有200名同學,聚會時122名同學,61名男生、61名女生,兩名老師參加了45年同學會,我們高二三班有41人參加了這次同學聚會。

1973年6月,我們全家返回吉林市后,母親、哥哥、弟弟都沒有回過小城,2017年8月4日,在上海經商多年的弟弟回吉林市探親,建議回小城朝陽溝看看。早上,哥哥開車,母親、哥哥、弟弟和我一家五口人(父親去世了),前往舒蘭小城朝陽溝。一路上的話題就是44年前在朝陽溝的一樁樁一件件,盡管是五味俱全,但沒有后悔和抱怨,感覺一家人在一起,共享酸甜苦辣也很幸福。在我的引導下,車子直接開到了我們住過的地方。下了車,就圍過了很多鄉親,鄉親們的眼神兒可真是不錯啊!大哥、二哥、弟弟和我他們都認得很清楚,我87歲的老母親被楊大哥領到他家的熱炕頭上,幾個老鄉爭著搶著讓我們去家里吃飯,我抓緊時間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鏡頭。回來的路上,我們真是感慨萬千,鄉親們的日子跟44年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環境,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我們為他們感到高興。我們全家也誠摯的感謝44年前鄉親們對我們家的關心、愛護和幫助。

小城,是我心里放不下的地方,我會以各種理由經常回去看看,只要有去小城的消息意向,我都會努力去爭取,我還會盡全力為相聚在小城盡我的微薄之力。

70年代,父親走“五七”道路,我只是隨波逐流,50年的記憶即不蒼白無力,也不轟轟烈烈,那是一段青春的記憶,永遠留在我的青春里。到朝陽溝的第一天王大叔的一盞煤油燈、刨糞時的個個白點、屁股上的兩個大癤子、截成兩段的蛇、扣在盆里的刺猬、從火車道上拽我下來的巡道工大叔、生產隊插秧、冬天上山去砍柴、秋天去山里收獲、還有被我誤傷的大兜子叔家的那頭小豬,一樁樁,一件件,歷歷在目。

我總想用最美好的語言去贊美小城那片沃土,去感謝那些淳樸可愛的鄉親們,可是我找不到。捋捋思緒,我的感悟是生在鄉村,長在鄉村,臉朝泥土背朝天,是大地滋養了這里人的情懷;生在城市,經過這里,點點滴滴在心里,是純真的鄉情讓我難以釋懷。我已被小城這片沃土所吸引;我已被這里人的情懷所感染!這就是我說的魂牽夢縈的理由。小城,你是我的第二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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