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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聲音——東來詩集《北緯40°》漫談

作者:董喜陽   

                 

北緯40°是個浸透著詩意的所在。今天《北緯40°》竟成為了詩人東來詩集的名字,這種充滿人文精神關懷和地理范疇雙重意義的名字,突然就擦亮了時間的溫度——精神明亮。

在虛擬的世界里與詩人東來相識,并欣喜地遇見了他的詩歌。我們的相交清淡如水,卻也產生了別樣的美好與感動。通過詩歌的鏡子我逐漸看清了他站在詩意背后的臉,一張溫和寡淡、掛滿風霜的臉,一張彰顯出個人“氣質寫作”與“盛唐氣象”的臉,一張對世俗詩歌抵制,與缺失普世關懷精神對抗的臉,一張根本不適應全球化快餐寫作的“詩歌”的臉……

對于尚在追求閱讀品質的詩人來說,從庸俗的文本中進入,到“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出,被強制安排的閱讀旅程,充滿著遷就、喧囂、劃一、單調、蒼白,以及由此而來的一些無奈。而我卻在詩集《北緯40°》中尋找到了一種靜享輕松,聆聽自在的水流的閱讀感受。這是作為一個詩人和編輯的期待,甚至是苛刻的奢侈,好在詩人東來滿足了我的“一己私欲”。在詩集《北緯40°》中徜徉,放慢腳步,品味其個中風景,好像是我在與詩歌的“土著人”交談,靜靜領略心靈與陌生世界的交流,尋找我們共同的精神坐標。

桑塔格曾發表過“不考慮讀者,只考慮文學”的意見。在我看來東來的詩歌并不是無視群里的,自我中心的,他的詩歌具有強烈的價值觀照,呈現著與眾不同的詩意氣質。在東來對語言的使用中,包含著對我們自身語言經驗的反思,以及對語言與存在關系的理解——我們如何去面對不同“世界”之間的交流可能。東來先生在日常瑣碎的生活中找到了一個關乎詩歌的想象力的突破口,把我們從日常經驗的囚牢中解放了出來,使每一次當下都獲得了重新被理解的可能。他的詩歌通過簡單的語言組合卻使所抒之情的精神性完好無損的呈現出來,他對東西方古典文化的整體性有著相對深入的理解與把握,而現代詩歌的思維意識和詩性元素又在他的作品中無法復制,這些融合與碰撞確保了詩歌文本從語言到經驗的唯一性。同樣,在東來的文本中,我所期望的沉靜、溫暖、古典、秀潤的氣韻,所期望的思辨、哲學志趣、美學宗旨的體認,在現階段由于他對詩歌的深層次理解而得以淋漓盡致的呈現。

縱觀東來先生之文本,大概可以用“便于接近,容易獲得”來概括。他的文本總是保持幾種特性:可接近性,可訪問性,可抵達性,由一種詩性的通道,從人性向著神性,向著自己內心的信仰過渡,一種“可詣性”。讀他的詩歌,讓我們更接近對世界的認知,對宇宙蒼生的洞察,以及通過語言的表象,我們對于世界的選擇、切分、消解、重組、包裝、計量……提供給我們一種超越肉體蘇醒的方式,平添了許多夢想的質地。

我一直覺得好的批評和評論應該具備這樣的特征:第一,大膽的判斷;第二,對判斷本身的反思;第三,重要的批判即是歷史的,又是現代的,不需自覺的內省。我想,只有進入詩人的作品并有令人信服的解讀,才可以進入詩人內心對話,這是愉悅的雙向的交流。在我看來,詩人東來的作品大致呈現下面幾條特征。

首先,詩人東來的詩歌中不自覺的揮發出一種古典情結。從東方到西方,從語言到精神內核。詩人的本事要既善于察幽探微,捕捉、發現感性對象的“趣”、“味”、“妙”、“美”,又要善于表現這超越于感性現象自身的審美妙悟。東來的詩亦是如此。如《歸鄉的路》中“一塵不染的青衫,因月光盈袖”,“零落成泥”等句子,《白鷺,從滕王閣孤獨地飛過》中“王勃死了幾個輪回”,《思念,是一劑令人窒息的毒藥》中“在安魂曲中慢慢風化,喃喃之中念著你遠方的名字,如《我在天空上看你》中的”那是怎樣一種災難呀——龐貝城的末日,特洛伊的大火,可是因為海倫驚天的美麗”,以及《你是誰,在我面前匆匆地走過》、《你手中的玫瑰獻給誰》等,其中這樣的句子不勝枚舉。對于東西方古典文學的活用和引經據典,一定得益于東來先生對于古典文化的浸淫和酷愛。“舊酒新瓶”現在似乎是一個時髦的詞,但卻沒少人能寫出一份情懷來。他的這些詩歌有著對自然山水的歌頌與贊美,有著對人文景觀憑吊后的感傷與思索,有著穿越古今之心,借尸還魂的魄力。他的“古典”是現代中的“古典”,給我們的詩意更多的探索性。

孔子說,詩不僅可以讓我們了解社會,還可以讓我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詩人東來將情感和人格轉化到自然之中,寫出的不僅是客觀的美景,而且是豐富的心靈與自然的人性。 古人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感悟極具哲理內涵。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老子就已經思考“道法自然”。從哲學的角度看,“自然”不僅指非人為的天然的宇宙萬物及其運動過程,也指思辨意義上的宇宙本體和事物的本質與本性。在東來的詩歌里,《我有花一朵,獻給有生命的人》中是詩人對自性的頓悟,浸透著一種不徹底的禪意;《其實,我不能想你》,是詩人壯懷激烈的投射;《天是圓的,地是方的》是詩人與自然事物的默契;《把詩歌切成碎片,也許能滴出血來》、《靈魂與臉皮》、《詩人之死》中一句“我死后還有詩人嗎?”是詩人清高人格的反襯;《灰色的沉,如才子懷抱將歿的美人》、《細雨古隆中》道出的是詩人無盡的寂寞與悵惘。

東來的詩中深涵中國古典詩的蘊藉,是一種淡淡的情思與哲理,其詩如茶,飽含閑適之意趣,深得古詩之精神。最近讀詩人、翻譯家遠洋先生的譯作《亞當的蘋果樹》,美國詩人哈斯的詩歌中貫穿著一種中國古詩的情結。回望現當代歐美詩壇,美國的龐德和雷克斯羅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大詩人帕斯,加拿大超現實主義詩人布洛克,美國詩人勃萊、賴特和斯奈德,挪威詩人豪格等,無一不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愛好者。他們從中國古典詩歌與文化中汲取可營養,提升了自我的寫作能力,我想睿智的東來早已洞察在心。

其次,東來的詩歌中呈現出一種宗教意識、輪回精神,以及英雄主義情結。中國的道教、佛教、儒教,以及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在其詩中覺有體現和涉獵。盡管不同歷史時期的詩人在宗教觀念方面有所不同,但他們所創作的哲理詩都毫無例外地在各自信仰的引導下,借助哲理性的言辭傳達某種教義。詩人東來采取寓情于景、托物喻理的手法表達自己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這些詩句都是詩人在時代語境、特定環境下基于個人遭遇而產生的對人生的真實感悟和理性思考。在這里,詩歌暫時成了展現詩人心境的一種手段,或是一種途徑。在這些詩歌里,我們似乎能更多的找到自己與詩人在思想觀念深處的契合點。《風中的眼睛》中“一個隱者,生活沒有感覺我的存在”,這似乎是道教的“無為而治”,用另一種方式介入并影響生活,也暗含著詩意的“在場”與精神的“磁性”;而《讓光停留60秒》、《墻》、《火炬樹》、《塵與土》、《天是圓的,地是方的》中則彰顯出西方宗教的救贖。“還是應該有所敬畏的,畢竟我只是神在大地的兒子,而世界也都是神的兒子。用宗教辦的信用卡,不過想在人生方便時使用,當一切只在塵土飛揚時,神接納我說:你去吧。塵歸塵,土歸土。”這些詩句都集中體現了詩人的宗教意識。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在各種神學經典的影響和啟示下,東來以神性的眼光來看待個體生命在社會歷史境域中遭遇到的痛苦與混亂,使之變成了信仰領域中的真理,從而超越了現代流俗詩歌的桎梏,超越了精神的“小我”、“舊我”,為個體的詩意生命拓展出了一片全新的生存空間。奧克塔維奧·帕斯在文章《另一種聲音》中說:“在革命和宗教之間,詩歌是‘另一種聲音’。它的聲音是‘另一種’,因為這是激情和幻覺的聲音,是這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聲音,是沒有日期古代的聲音。

再次,東來的寫作是有所承擔的,是精神的“在場”,而非簡單的抒情。他的詩浸染著自我的真情實感,憂患意識,悲劇哲學等,而非在契訶夫式的偽造的情緒中度過。他的詩歌深入生活的寫作現場,從生活中來,到詩歌中去。他的詩深深的打上了他私有化的烙印,是個體獨立意識的鮮明表達,秉承個人化的詩學理念,通過靜默、內斂、沉潛、自由的“個人氣質”的多向度詩寫,從而形成詩人保持自己鮮明寫作個性的“寫作異類”。他的詩中強調個人性的現實關懷、生命體悟、歷史承擔及詩歌語言技巧、修辭、意象的打磨玩味,自覺地將個體的詩歌經驗有機地嵌入到了社會歷史的變遷與嬗變之中,逐漸完成詩歌對現實的個人承擔和歷史承擔。比如《天鵝之死》中“世界需要羽毛落水的聲音”,《折戟沉沙》、《中國病人》、《白狼》、《牙病診所》、《與羊對視》、《火炬樹》、《什么味道,潘家園》、《圓明園,一個熟透了的季節》、《五味雜陳的魚》等,集中折射出詩人與時代、世界的關系,即詩人的內心活動和精神,對既定世界秩序的抗爭,對光明、善良本真的靠攏。

第四,東來的寫作是對人性疼痛的抵達,對宇宙秘密的泄露。東來是一個內斂而謹慎的人,一個內心詩意蓬勃,卻青春無限反復的詩人。他對生活傾注了無限的留戀與愛,在自然與世界的節點上保持理性與感性的平衡。他的詩時而疾走,時而緩慢,時而沉默,時而尖銳,時而氣急敗壞,時而氣定神閑。他的作品總是在火山爆發見細微,細眉細眼中見海嘯。翻閱他的詩集,仿佛我在和自己講故事,像是舊友新知談天論地,點燈熬油的吹牛,甚至是開一場“革命會議”。他的詩是在逐漸商業化的喧囂中開辟幽徑,給文學和詩歌留住一點聲音。

我想,當一個作家將個人的秘密傷口、精神疼痛作為寫作的出發點時,不管他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其實他正深切的相信著人性。估計東來的寫作信心正是來源于這種生活與信仰。巴門尼德說:“思想是多出一點的東西”,雅各布森說詩的精神性是具體行文中“變言語信息為藝術作品的特性”,這兩句都可以在東來的詩人有所體現。像《靈魂不會衰老》、《直擊螃蟹死亡之烹》、《吶喊紫色的詩行》、《一只蚊子死在惠特曼的(草葉集)下》、《重做母腹中游弋的胎兒》等,超越肉體的懸痛與孤陋。在他的詩術世界中漫游,體味他更多的是對語言的消化與對詩歌精神的融會,這讓我產生一種身居異鄉的陌生感、新鮮感、疏離感,他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審美的精神領域。詩人東來的詩歌中到處充滿著奇崛、豐盈,極具藝術張力的詩句,這里就不再累述了。

蒙田說:“我們必須保留一個一切屬于自己、完全自由的后室……在這個退避的地方,我們應該與自己經常交談,而且謹守秘密,不受任何相識、任何外界來往的干擾。”現在,詩人東來把這一切都留給了詩歌,在生活之外開辟了精神的后花園,并以一個詩人的眼光來透視深邃的歷史、美學、哲學,以詩人的情懷關切世界的現實,以詩人的文筆構建悅讀的文本,用哲學與思想的手術刀剖析“殘缺的世界”,喚起讀者對于詩歌的熱忱。東來的詩中充滿著天地間的陽剛之氣,軍人的干凈利落,雷厲風行,軍人的骨血與硬朗。而在《女兒的皮箱》、《為你寫半首詩》中則凸顯出詩人東來的柔情與細膩。他的詩歌不完全是純粹的詩人的直覺,根植于莊子的瑰麗燦爛的想象的閃光,他的詩中還淵源于斯賓諾莎的完密和諧的系統,他詩中的宇宙意識并不完全充滿喜悅,信心與樂觀的亞波羅式的寧靜,還有怨懣、惆悵的憂患意識,無奈的悲觀主義哲學,以及摩西怒而摔杖的內心擊打。《北緯40°》是詩人東來的又一次詩歌藝術的小結,我愿意把這種轉變看成是他的精神突圍和詩歌裂變,他的詩人擁有洞察浮沉的深層玄機,一定能從人性的“鐵屋”中旖旎而來。

最后,東來的詩歌寫作也恰好契合了我本人的幾條詩學宗旨,這也算是我們在詩歌精神上的共振。第一,我的真實,會為我自己證明。無需爭論和雄辯,文本就在那,當你從金色的海灘上捧起這本詩集,請你翻閱,這稱得上可怕的、冒險的寫作;第二,不跟隨,表自己的白。以一種聲音中辨析“另一個我”,讓個人寫作成為對平庸日常生活的改造和替換;第三,讓詩歌記錄并保存正在消失的東西。比如歷史、哲學、人性、自然的消失。在詩歌中找到自己的肉身,找到靈魂的本真和自明;第四,詩人不能給自己命名;第五,詩人要靠文本說話。詩歌是靈魂的革命,是絕對的信仰,是精神的無上探險,是我們肉體的狂歡,最終也將是我們真正的生活。一切的不辨真偽,不明就里的說辭都是“紙老虎”,文本才是我們最后的名片和身份證,這將成為我們衡量詩人的一生的絕對尺度。

沃什在《詩的見證》中說,見證是一種詩歌的目睹,這意味著詩歌在本源上是對現實的隱微之物的深切洞察,用儒家詩學的表述即詩可以觀 再一次感謝詩人東來,讓我們有了這樣相聚的理由和一起探討的機會,讓詩歌的榮光在此刻彰顯和呈現。我們也算是詩集《北緯40°》的見證者和記錄者,它也許會成為我們破譯這個詩歌時代的心靈密碼。詩歌創作與閱讀都是一場漫長的修行。每一次的起落,每一次的坎坷,都需要我們體味、感悟、磨練、蛻變。在不斷的修行中我們會學會愛,學會生活,學會接受宇宙與自然,世界的本源。


   

                                              2014.9.5於長春



   董喜陽,1986年生于吉林九臺。文學碩士。魯迅文學院第三十四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青年作家班)學員,吉林省文學院首屆青年作家研修班學員。從事酒店管理、媒體、期刊編輯工作多年,兼事美術評論和策展工作。詩歌、隨筆、評論散見于《作家》《大家》《延河》《芒種》《詩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方文學》《中國詩歌》《星星》《詩歌月刊》《散文詩》《中西詩歌》《讀詩》《常青藤詩刊》(美國)《北美楓》(加拿大)《澳洲彩虹鸚》(澳大利亞)《人物》等刊物。入選多個詩歌選本、年選。獲過詩歌獎。部分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韓文、日文等。居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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